与此同时，中国哲学即使面对当下中国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现实，也是以文化例外主义和非普适主义为基本特征。
太极自身不能动静，却有动静之理，而有动静之理，便具有了能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可能性。有是理便有是气乃至有这一概念的凸显，在朱熹借诠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阐明自身理气论思想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有作为实有，不仅意味着太极是真实、实有的本体，更指出了太极具有最高的现实性这一本质。《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三、理气关系作为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联在本体与实存相统一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澄清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的实质内涵。另一方认为理生气意味着理使气生生或气依理而生。
二、有是理便有是气:本体与实存的统一有是理便有是气这一表述的理论意义之凸显，与理生气问题内在相关。朱熹指出：诚，实理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明清之际，人们开始反省和检讨，但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工作被残忍地打断了。如此一来，道德践行自然就成为了儒学最重要的话题。根据上面的分析，仁性必须以生长倾向为底子，这种生长倾向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这种自然才是天的真正内涵。一旦理清了这个关系，把握住了价值选择关系的真谛，人欲污名化的问题自然就可以化解了。
但或许是因为创立性善论十分不易，彰显良心的工作过于繁重，这方面的工作占据了孟子全部的心灵，致使其思想完全偏向了仁性，孔子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礼的那个智性悄然不见了。经过这个否定之否定，儒家生生伦理学复归了先秦儒学的真精神，这种真精神的内核实可凝结为两个字，那就是生生——生生不息，不息生生。
儒家生生伦理学不是这样，它立足于三分法，以此为基础融合仁智二性，形成了一个完整合理的学理系统，并以这个新视角重新审视西方道德哲学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往的宋明儒学研究多局限于心学与理学本身，假如能够从三分法的角度看问题，不难明白，心学与理学之争其实是孟子与荀子之争的历史延续，核心仍然是仁性和智性的关系。就道德践行之主线而言，儒家生生伦理学不再持心学的立场，不固执孟子与荀子、心学与理学的对立，判定孰为正宗孰为旁出，而是坚守三分法，重新回到了孔子仁智两全的结构。主辅两条线索不是隔绝的，内部有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
（参见杨泽波，2022年a）回头反观，儒家生生伦理学有此推进，完全得益于以内觉为逻辑起点，对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进行的新诠释，这种诠释引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这就是伦理心境。朱子对格物致知思想予以了新的解释，彰显了认知在成德成善中的作用。道德存有 在重新梳理儒学发展脉络的工作中，笔者对两千多年儒学的整体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它其实有两条线索：一是道德践行的线索，这是主线，自始就有，内部呈现为一源两流的格局。象山兄弟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抓住这个弱项，大力攻讦，掀起了朱陆之争。
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强调道德与天的这种关系，就是对于自然的尊重。
道德践行之主线决定人可以成德成善，成德成善后的人以道德的眼光看天，天成为了道德存有的对象，染有了道德的色彩，从而有了道德存有之辅线。（参见杨泽波，2020年a，第382-384页）后者（倒转天人，终归一本）我更为看重，它不仅破解了钱穆天人合一之问，弥补了先贤的遗憾（参见杨泽波，2019年），而且将彻底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在完成二次启蒙道路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换言之，孟子虽然以孔子私淑弟子自居，但他的思想只有仁性，缺了智性，未能全面继承其师的思想，与孔子思想事实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但孔子这一思想后来发展得并不顺利，后继者往往只能得其一翼，难以得其全貌，从而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一源两流的奇特现象。杨泽波，1953年生，河北石家庄人，山东大学周易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道德存有问题的本质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宇宙万物，使其具有道德的价值和意义。儒家生生伦理学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从孔子思想中分疏出智性、欲性、仁性三个要素，创建了三分法，以区别于西方通行的理性、感性的二分法。
四、儒家生生伦理学在儒学谱系中的位置理清了儒学一主一辅两条线索，证明了这两条线索的相互作用，儒家生生伦理学在儒学谱系中的位置也就不难确定了。道德存有是辅线，涉及的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宇宙万物的问题。
后一句对应的是道德存有问题，意在强调人是创生道德存有的唯一主体，人的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后，受之前天论传统的影响，习惯于将这一功劳投射给天，这才有了乾元天心的观念，好像天才是创生道德存有的主角，甚至人的道德性也来自它的禀赋似的。由此说来，儒家生生伦理学不是接着宋明，而是接着明清之际讲的。
这些问题从易到难排列，首推人欲污名化。这种善不是空的，必须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变成具体的践行。
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围绕仁性和智性的辩证关系做文章，既保留心学的优势，又吸纳理学的特长，形成仁智二性双美相合的局面。佛教重因缘，持空的立场。借助这种再认识，儒家生生伦理学最大的收获之一是打破了过去只是就仁谈仁，就良心谈良心，不再对其加以理论说明的局限，将仁性界定为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从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的统一来解读仁性，进而证明了仁性并非来自上天的禀赋，而主要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必须来一个方法的彻底变革。
儒家历来重视天人关系，将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理想。而他通过对于《大学》的疏解，第一次阐明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这一由小学到大学进程的学理意义，大大加强了智性的力量。
后人不明其故，或站在仁性的立场上或站在智性的立场上批评对方，其实都是一偏。康德作出这种努力后，经验论与先验论孰是孰非之争已经没有意义了。
道德存有之辅线形成后，染有道德色彩的天反身又成了道德的形上根据，从而大大加强了道德践行之主线的力量礼义的内涵远比礼仪丰厚、宽广。
问题的提出，发人深省。如今，在经历了百年曲折、坎坷之后，我们立足于现在，反思过去，展望未来，越来越觉得有必要重塑中国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形象已经改变和提升。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不仅直接关系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
而如何塑造，尤需深长思之。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如此，重塑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的礼义之邦指日可待。
我国历史上的礼义之邦，依内外视域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人心目中的礼义之邦，以春秋时期的鲁国为样板，其基本特征是文明先进，崇尚仁义，倡导礼乐，讲信修睦，礼让不争。仁义偏重个人道德文明建设，礼义注重社会制度和公共道德两个层面的文明建设。
为什么人们大力倡导礼义之邦而很少提及仁义之国？礼义和仁义同属儒家倡导、为中国社会认可和接受的道德理念。重塑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不是复制我国历史上已有的礼义之邦的标本，而是与时俱进，挖掘并汲取我们先民塑造礼义之邦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智慧，发扬礼义之邦的优良传统，在正确的思想、理论、价值观的引领和指导下，站在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审视世界历史上各种成功的国家形象，吸收各个时代的强国塑造其国家形象的经验教训，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着眼于现代文明国家的一般构成要素，认真分析研究全球化儒学的知识、思想与智慧时代礼义之邦的基本构件，提出在新的时代塑造新的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的愿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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